文學，人生，與奮鬥：挪威作家卡爾・奧韋・諾斯加德（當代大師，聯文201604）

（按：
 　　這篇文章介紹最近世界上一位已經滿有名氣、臺灣卻所知甚少的挪威作家，卡爾．奧韋．諾斯加德。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還沒注意到中國已經有譯本，是寫好交稿後，偶然才發現廣西師範大學有翻譯出版。真是不得不佩服中國文學翻譯圈的敏感度跟執行力。
　　
　　另外，限於篇幅，稿子裡稍微無暇談及諾斯加德刻意取名《我的奮鬥》的意義何在，只在結尾稍微觸碰。事實上，他之所以想討論希特勒，而想要藉此要解決的，其實是挪威文學史上的一個難題。
　　
　　挪威文學史有幾位重要的奠基作家，易卜生當然不用說，而另一位現在可能較為陌生的，是克姆特・漢姆生，他是一九二〇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簡言之，漢姆生影響許多挪威作家，但是他卻留下一個問題：他曾在報紙上讚揚希特勒，支持納粹。在戰後，他則因叛國罪，被送入老人院軟禁。
　　
　　李煒《嫉俗》有提到漢姆生的這段故事，寫得極好。以下請容我直接引用：
　　
　　「1945年底，漢姆生面臨審判的可能性。罪名是叛國。在剛結束的世界大戰裏，他不幸看走了眼，站錯了隊。

　　
　　但他還算有福氣。幾乎所有與納粹合謀的人都被收押了；傀儡政府的領袖才剛被槍決。考慮到漢姆生的高齡，他得先接受心理測評，才知道他是否有能力出庭受審。

　　就算老人家有最嚴重的重聽，朝著他大吼大叫還是有失禮節。大部分評估只好用問卷形式完成。問題是，漢姆生一旦有了紙筆，誰還能拿他怎樣？於是，一張又一張正經八百的問卷，填滿了一個又一個措辭典雅卻文不對題的回答。最終，兩位心理學家只好宣布，漢姆生罹患的是『永久性心智損傷』，故而無法接受審判。
　　
　　鬧劇，純粹是場鬧劇，但完全可以理解。哪個心理學家敢說漢姆生「心智健全」？這豈不等於承認：挪威最重要的文學大師能夠為自己在二戰期間的一切言談著述負以全責。接下來的問題無非就是：要是連這麼有成就有地位的人都寧願當納粹的走狗，那麼，作為一個自由的挪威人還有什麼好驕傲的？
　　
　　顯然，此刻危如累卵的不只是一位作家的名聲；一整個國家的榮譽都取決於這個人的腦子裏是否有一根筋不對勁。
　　
　　所以，漢姆生再一次變成了瘋子。這是個他已扮演多次的角色：不但在自己虛構的小說裏，也在現實生活中。
　　
　　備受屈辱、遭人厭恨，漢姆生確實成了（照他自己的說法）『一個死人——無論是對挪威也好，對其他國家也罷』。
　　
　　所以他是以死人的身份，而且還是罹患「永久性心智損傷」的死人，開始寫他的自傳《在雜草旺盛的道路上》。」
　　
　　有了上述前提，我們才更能瞭解諾斯加德寫作《我的奮鬥》，他的對話對象還有對挪威人、對挪威歷史與文化的意義何在。
　　
　　這場對話是自我的，又不只是自我的——對話的參與者至少有諾斯加德，漢姆生，與希特勒；而這場對話，無疑是艱辛的，這是「奮鬥」之所以為奮鬥之因，也是奮鬥的價值與意義所在。
　　
　　本篇文章刊載時經編輯修改標題與微調內文，特此註明。）

 　　

　　

二〇一六年與二〇〇九年的《我的奮鬥》

　　

　　前陣子有則消息頗受注目：希特勒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將於德國重新出版，並且加上倍於原文篇幅數倍的註釋，將近兩千頁。

　　

　　這本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書，於二戰結束前銷售千萬餘冊，而戰後，則因為納粹殘暴惡行而成為禁忌——是禁忌，但並非禁書。它不僅仍存在於德國社會中未被完全銷毀，甚至在世界其他國家亦有零星出版。實際上，二戰之後，此書版權歸沒收希特勒所有財產的巴伐利亞洲政府所管，再加上巴伐利亞洲政府與德國聯邦政府都認為，為避免再次煽動民眾、避免讚美希特勒與納粹之虞，故皆不同意再次出版。而如今，希特勒死後已屆七十年，按照法律，此書版權歸為公共，故已可自由流通。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上，慕尼黑當代史研究所才欲重新出版，希望藉此機會正視歷史並再次深刻反省，同時，也希望能藉由詳盡的註釋來破除各種流言與迷思。畢竟，只有直視真相、認識真相，才有可能真正地反省；相反地，當人們受禁忌影響，對真相一知半解，則恐怕只能在無知之中認識幻象。

　　

　　不過，文學到底還是走在世界的前緣。早在七年前，二〇〇九年，就已經有作家深刻體悟到這點，並且付諸實行，他就是卡爾・奧韋・諾斯加德。他實行的方式，就是同樣以《我的奮鬥（Min Kamp，這是希特勒該書在挪威出版時的書名）》為標題，同樣仿自傳的形式，而且一寫，就一連寫了六鉅冊。這當中的第一冊，在人口只有臺灣四分之一不到的挪威，甫出版便極暢銷，現在已累計六十萬冊的銷量——而它的定位是純文學。可惜的是，即便如今他已成為西方世界眾所矚目的作家之一（甚至連炒作他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都出來了），但無論繁體或簡體中文世界，關於他的資料及消息，仍舊寥寥無幾，只在小圈子裡流傳，翻譯在臺面世的機會似也極微渺。

　　

卡爾・奧韋・諾斯加德的奮鬥

　　

　　在《我的奮鬥》之前，諾斯加德僅出版過兩本長篇小說，皆頗獲圈內好評，只是並未轟動。而關於他更多的生平，不如直接參考六冊《我的奮鬥》。此書雖然一度被歸類為小說，但它距離現實似乎是太近了，那些私密的生活，失敗與墮落，全都活生生、赤裸裸呈現，不僅當中出場人物可以完全應對到諾斯加德的親朋好友，甚至書中主角，就是以卡爾・奧韋・諾斯加德為名。據說，出版前，諾斯加德曾將底稿寄予書中提到之人以取得同意，但僅是這一舉動，就已惹惱了不少親戚，而他的前妻在採訪中，曾批評他犧牲親密的人際關係以換取作家名聲；他自己也提到，他母親曾打電話拜託他別再寫了。

　　

　　或許上述介紹，不免讓人質疑取這樣的書名、寫這樣的內容，是否只是嘩眾取寵？而出版後毀譽參半的評價，似乎也隱約坐實了這種猜想。但是，如今早已是資訊爆炸的時代，純文學的地位也不再高高在上，而一介小有名聲的作家若只是自曝隱私，真的能造成那麼廣大的迴響嗎？事實上，這系列書寫是以永恆而沈重的主題——「死亡」開始的，而且是父親的死。從父親的死，他寫到父親曾是如何專制嚴格，進而回憶自己過去的人生是如何為了抵抗而叛逆，而從常軌脫逸，最終成為現在這個酒精中毒、一事無成的廢人，卻也成為人父。透過書寫日常瑣事，諾斯加德對人生展開更深刻的思索與論辯，而《紐約時報》的書評也一語直指核心：「這位作家的奮鬥目標是強烈地感受」——在書裡是這樣寫的：「十八歲時，我一直充滿了強烈的感覺，當時的世界似乎更激烈，那是我想寫作的原因，它是唯一的原因，我希望觸摸到音樂能觸摸的某種東西。人類聲音的哀痛與悲傷，快樂與歡愉，我想喚醒這世界賦予我們的所有東西。」

　　

　　關於人生，關於感受。文學就是他的奮鬥。換言之，《我的奮鬥》的真正主題，其實在於努力接近寫作最純粹的本質。有這層理解的話，或許本系列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其他眾多偉大作品與作者，諸如《追憶逝水年華》或者羅貝托・博拉紐。是在這樣的延長線上，諾斯加德以自身硬漢廢人的人生回憶錄，給出了另種樣態的「狂野追尋」；而他的作品也無意間丟出了許多大哉問：虛構與非虛構的根本差異，在哪裡呢？政治正確的適用範圍，能到哪裡呢？取這樣的書名，讓人聯想到希特勒，是可以的嗎？

　　

　　《我的奮鬥》的存在，就是以極其不舒服卻日常的方式，不斷挑戰讀者內心與書寫創作的倫理界線。從這個角度，其核心，無疑是非常「文學」的。

　　

臺灣需要認識卡爾・奧韋・諾斯加德嗎？

　　

　　卡爾・奧韋・諾斯加德無疑是近日西方文學界新星之一，但是對臺灣而言，認識他，有何必要？

　　

　　答案或許在於「連結」——臺灣與世界文學的連結。這個連結是有多種層次的。最淺層而言，這是跟不跟得上世界文壇時事的問題，藉由知悉當下，才有辦法得知品味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再進一步，從作品內容來看，家族史、自傳小說、記憶的溯行與身世的探尋，這些不也都是臺灣文學常見的主題嗎？甚至《我的奮鬥》從父親之死的場景開始，更容易讓人聯想到王文興《家變》的經典開頭。連結，並不是意味著外國月亮比較圓、外國作品都寫比較好；連結，意味著臺灣文學在世界上，並不是孤立的。因為有連結，臺灣文學就更可能因為共享文學母題而站上同一個世界文學的舞台；因為有連結，就更能藉由比較，來照鑑自身最獨特、最珍貴之處。

　　

　　而最後一個較為深層的回答，則在於《我的奮鬥》對希特勒的討論之上。諾斯加德於第六冊（目前尚未有英譯本）中，思索了納粹集權的成立核心，也思索了吾人從批判的立場，該以何種角度去看待、去理解；特別是，他對現在政治正確的批判，也提出了進一步的批判。這些思索，對於曾經經歷威權戒嚴、白色恐怖等相似經驗的臺灣，或許也能提供若干啟發吧。

　　

　　

作家介紹

 　　

　　卡爾・奧韋・諾斯加德（Karl Ove Knausgård；中國譯為卡爾・奧韋・克瑙斯高），生於一九六八年。一九九八年，以小說《離世（Ute av verden；Out of the World）》出道，同年獲得挪威文學評論獎（Norwegian Critics Prize for Literature），也是首位作家處女作即獲該獎者。二〇〇四年，他出版第二部小說《萬物之時（En tid for alt；A Time for Everything）》，並贏得數種文學獎或獲得提名。二〇〇九年，出版《我的奮鬥》第一冊後，一時轟動挪威乃至歐美，獲獎數種，如今更譯成數十種語言，簡體中文版亦於今年一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我的奮鬥》於二〇一一年的第六冊完結，而英文版則於二〇一五年出版至第四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