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後至今的思想發展極簡史（完整版）（原載於openbook閱讀誌日本書房專欄）
（按：
這篇文章是替「openbook閱讀誌」網站的「日本書房」專欄所寫。
與編輯商量的結果，最後決定在openbook的網站放上節錄版，也就是與時下出版較為相關的部分，並再附上完整版的連結，也就是這篇網誌，以便讀者獲取關於日本戰後思想發展的相關資訊。同時也歡迎各方有志者、有識者，能給予指教、補充或訂正，逐漸補足臺灣對這方面的認識。特記於此。）
日本戰後至今的思想發展極簡史（完整版）
預知未來的漫畫
今年七月，祥傳社剛出版的《手塚治虫傑作選「戰爭與日本人」》 裡，收錄了一秀逸短篇〈惡魔的開幕〉。
這篇最初於1973年刊載在雜誌上的作品，主角名叫岡重明，是一位參與地下反政府運動的年輕知識份子，他收到組織中的思想指導者「老師」之命令，必須設法暗殺丹波首相。之所以要用這麼極端偏激的手段，是因為漫畫中的這位丹波首相十分專制，自內閣成立以來僅僅三年，他就施行了戒嚴令，獨攬大權，對內展開了宵禁、檢閱、竊聽等手段，激烈鎮壓反對份子，讓日本國民的自由受到束縛，更甚，還直接將自衛隊改為軍隊、強制修改日本憲法，還以保護東南亞局勢安全的名義開始發展核武——對於平時就有在關心日本的讀者而言，上述情形是否讓人覺得很熟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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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魔的開幕〉預言了安倍內閣的作為。圖片取自網路。 |
事實上，早在兩三年前就有人在社群網站上提起這篇作品，認為手塚治虫精準地預言了45年後當今的現實。手塚治虫出生於二戰前的1928年，成長於急遽法西斯化的日本，由於親身經歷過逐步走上戰爭的過程、戰爭之中的恐怖，以及戰爭後的荒蕪與人心轉變，因而能觀察得細微入裡。
在祥傳社這本選集書末，白井聰所撰寫的解說更提及戰爭經驗——而且尤其是戰敗的經驗——對文化之影響：「作為普遍的現象，戰敗都會讓該國的文化產生內省傾向。例如美國新好萊塢電影的潮流，就是越戰戰敗的產物。……而戰後的日本，『內省』由大師們所支撐著，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手塚治虫、水木茂，都一味地持續畫著灰暗、沒有救贖的戰爭漫畫和紀錄性的軍事故事。之所以有這種執著，應該是因為他們都確信：正因為我們是敗者，所以能夠虛心凝視現代戰爭的悲慘，而且把這件事情向世界傳達，也具有普遍的意義。」
然而白井聰也接著提到，隨著手塚治虫世代凋零，親身體會戰爭的經驗也已日漸風化。如今安倍政府企圖更改憲法，以及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與近來的「共謀罪」等這一連舉措，已經使戰後建立起的和平主義和自由民主受到威脅；他甚至斷言，日本現在「正面臨著『戰後的終結』」。是故在這樣嚴峻的局勢裡，重新閱讀手塚治虫的短篇，也就有了喚醒大眾意識的積極意義。
不過，再回到〈惡魔的開幕〉漫畫本身，在那與現實有驚人巧合的設定之外，故事本身的發展卻是非常戲劇性的：主角岡重明的暗殺計畫最終失敗，導致政府以反恐為名目，對政壇反對勢力展開更強烈的掃蕩鎮壓，而且到了最後，岡重明竟發現這位寫過許多禁書批判政府、被稱為「老師」的思想家，其實和丹波首相是同一夥，他故意以思想論著來煽惑青年知識份子，亦是為了確切掌控反政府勢力之動向，以實行陰謀。
漫畫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岡重明指著老師逼問：「老師……還有老師你全部的著作……通通都是兒話！嘴上說著漂亮話，私底下卻是政府的走狗！老師，你不覺得可恥嗎？」老師卻只是緩緩答道：「所謂的知識份子，本來也就是這樣的東西。」——如此看來，手塚治虫透過劇情的安排，在這裡表達了對知識份子的嘲諷批判。
然而，這也正是更值得我們著手展開思索之處：手塚治虫對政府專制以及戰爭無疑都是有反省的，而理論上，知識份子也被期待具有更高的思辯性與內省能力，兩者應是站在同一陣線與權力拮抗，那麼為何手塚治虫在具有批判性的漫畫中，要加入這樣情節呢？難道只是出於戲劇張力的考量，抑或背後其實反映了某些人們對戰後思想界的觀感或現實情況呢？我們不妨沿著這個切口，回顧日本思想從戰後乃至今日，其大致的發展輪廓為何。
從馬克思主義到丸山真男
或許有幾個疑惑需要先加以簡單說明。第一個可能的疑惑是：為什麼是思想？思想能幹麼？而第二個可能的疑惑則是：日本也有自己的思想嗎？
在這裡，我想要討論的「思想」，大致指涉：針對我們當前生存的處境與社會情境的種種問題，進行較有體系、較為全盤且深刻的分析與思索，並試圖給予解決的方向；也因此，它通常不侷限於單一學科，而可能橫跨數種領域（相反地，日文中的「哲學」則大多指涉學院內單一且專門的領域，較為侷限）——這是對第一個可能疑惑的答案。
而針對第二個可能的疑惑，答案算是肯定的：現代日本確實有針對自身處境發展出自己的思想；只是，一來，在歐美理論佔有優勢話語權的今日，日本思想當前發展的情形較不被重視，也少有認識的管道、二來，在明治維新徹底追求現代化以後，其思想亦無可避免地很大程度受到歐美影響。
而事實上，在戰後，日本知識界一直到八〇年代左右的三十餘年間，都是由帶有強烈革命意向的馬克思主義與左翼話語佔據主流地位。這條傳統其實源遠流長。在戰前，從明治初期開始，日本就已經有部分知識份子接受社會主義思想，而到了明治中期以後，伴隨日本現代化而來的社會問題逐漸發生，一方面加深了知識份子對社會主義較為理論面向的關心，他們並組成學術團體，研究社會主義原理如何應用在日本；另一方面，這些社會主義者也因為回應現實的需求，而逐漸帶有了實踐性。
到了明治末、大正時期，各種勞動者農民團體逐漸組成，日本共產黨也在1922年成立；同時，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也隨之開始在日本哲學界產生影響。
然而，到了三〇年代，這樣的情形產生了鉅變，原因是日本共產黨左翼份子的「轉向」。本來，在此之前的日本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共產黨員們，基本上是在蘇聯指導的方針下，以打倒帝國政治體制為目標活動（也因威脅到既有政權體制，故共產黨活動是非法且需被加以取締的）；但在「轉向」之後，卻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1933年6月，當時已被捕入獄的日本共產黨委員長佐野學與幹部鍋山貞親兩人，在獄中共同發表了轉向聲明，表示過去第三國際所指導的共產主義並不適合日本，並呼籲其他共產黨同志也應該轉而在尊重天皇、尊重日本的前提底下進行社會主義活動（此稱「一國社會主義」）。
如此宣告後，除了少數人的抵抗或保持緘默，大部分的日本左翼份子紛紛轉向支持「大日本帝國」，從反體制變為擁護體制；這不僅無法與右翼勢力抗衡，反倒加速了日本軍國法西斯的成長。
正是因為這樣子的背景，所以當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之後，日本軍國對馬克思主義的箝制在終於全面解禁，過去因「轉向」而壓抑沈潛的日本知識份子得到解放，他們遂反彈般地重回馬克思主義的懷抱（諷刺的是，此時他們還不知道日後美國會採取反共路線，故這些戰後剛被GHQ [1] 釋放的日本共產黨幹部還曾大喊：「麥克阿瑟萬歲！」）。
在學院裡，一批加入共產黨的學者試圖以此觀點重新統合世界與日本的思想史，形成了前述以馬克思主義為主流的基底，而一般知識份子也甚至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潛能有了過份的期待。
在馬克思主義當道的情況下，開創出較為不同道路、且地位重要者，當屬丸山真男（1914-1996）。根據日本文藝評論家中島誠所言，對五〇年代左右的日本青年學子而言，有壓倒性影響的思想家與知識份子，即是法國的沙特與丸山真男；但如今在日本，沙特已不太受重視，對丸山真男卻仍舊有許多討論，批判有之，重新詮釋有之，紀念有之，效法有之。要說日本的戰後思想是圍繞著丸山真男為起點展開的也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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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山真男。圖片取自網路。 |
在政治立場上，丸山真男光譜雖然偏向左翼，但卻與日本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微妙地保持著距離，頂多只能稱之為「反反共」。而在思想和理論方面，相較於馬克思主義者一心追求革命，丸山真男則以歷史分析揉合倫理學的角度，思索現代化／西化與傳統日本文化之間的矛盾，並以此對戰前日本的法西斯化進行反省與批判。
他最為人知的幾項洞見，是檢討天皇制的政權如何造成日本超國家主義 [2] 的心理，並形成一種「無責任體系」——這是指，身處在這個體系中的人們，皆憑靠由上而下傳遞的心理壓力（而非自由意志）做出各種決定和行為，可是一旦要追究責任時，若層層往上，最終會發現位處體系中心、也就是心理壓力來源的天皇，則又是超越自由主體、代表萬世一系的歷史文化象徵，更無法究責；於是最後，就形成一種人人參與、卻個個不用負責的荒謬體系。
除此之外，丸山真男還有另一本可說是聚其思想精華之著作《日本的思想》（1961），其書中收錄之同名論文提到日本思想「無構造」的特點：他認為日本的思想不若西方世界有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傳統，所以難以有體系、有脈絡地進行反身思考，且也因此在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缺乏思辯，只會全盤接收。是故，他認為知識份子的首要任務是先將所有國民啟蒙成為自由的主體，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而他的這種姿態，也深深影響許多知識份子。
逐漸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框架
丸山真男在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中期發揮了莫大的影響力，且他不只是待在學院中，更透過媒體持續對日本社會大眾發聲。不過進入六〇年代，以1960年的安保鬥爭運動為轉捩點，雖然此時丸山真男仍保有反對運動的理論指導者地位，但由於其相信民主制度的過度樂觀與溫和路線，加上安保鬥爭最終的失敗，使得他開始受到許多挑戰；到了六〇年代末期，更成為全共鬥等新左翼學生運動的批判對象。
在這當中，對丸山真男批判最力、對當時新左翼學生影響最大者，可舉集文藝評論家、思想家、詩人於一身的吉本隆明（1924-2012）為例（題外話：臺灣讀者更熟悉的或許是他的女兒，小說家吉本芭娜娜）。
他在安保鬥爭失敗後，就曾批評丸山真男脫離現實的理性至上思想；且他認為丸山以一介菁英學者身份，勾勒出西歐中產階級式的民主想像，卻並沒有真正理解日本的社會現實。隨後的著作中，他更反對先前日本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史觀，認為應該要從民俗與宗教的角度來把握天皇制國家的本質，也將思考的焦點，從「知識菁英的任務」轉移到了「大眾的面貌」上。
沿著這個起點所開展的思考，展現在他的主要代表著作《共同幻想論》（1968）當中。他核心的問題意識，是在那樣政治運動的挫敗之後，思索為何日本的大眾與知識份子普遍不希求改變。
吉本隆明藉由考察《古事記》的神話乃至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遠野物語》等，思索日本列島如何一步步發展至今，並指出天皇制的核心其實根源於古代的共同體想像（他的用詞是「共同幻想」），即使明治維新後國家體制改變，這樣的「共同幻想」仍存在於大眾深層意識中，帶來歷史連慣性與安心感，也造成庶民大眾不願改變的心態。在這裡的潛台詞其實頗有反駁教條馬克思主義的味道：大眾不願追求政治的改變，並不是如馬克思主義者所宣稱的是被資本家所欺瞞，而是因為源遠流長的文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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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本隆明。圖片取自網路。 |
吉本隆明對丸山真男所勾勒的、以自由理性主體所構成的公民社會投出疑問，其思想也脫離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框架，反倒替日後興起的後現代思潮鋪路。而另一位在此時與吉本隆明一樣影響著日本戰後思想的理論家與哲學家，則是廣松涉（1933-1994）。
廣松過去同樣曾是共產黨員，研究德國哲學，雖然其活躍舞台較在學院當中，而不若丸山真男或吉本隆明那麼樣地面向當下政治與群眾，但是在全共鬥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乃至七〇年代，他提出了他的重要著作《世界的共同主觀存在構造》 （1972），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
此書嘗試將「物化（objectification）」結合現象學家胡賽爾提出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廣松涉的用詞是「共同主觀性」）」，來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更深刻的詮釋與理解；因為他的這種取徑，使得馬克思的著作得以被過去那些在學院中較致力學問、與現實政治行動保持距離的學者重新閱讀，也影響了許多後輩，如倫理學者大庭健、熊野純彥，還有社會學家大澤真幸、宮台真司等。
後現代思潮與新學院派出現
進入七〇年代，整體情況又迎來不小的轉變。新左翼全共鬥學生運動演變成左派不同路線與勢力的內部鬥爭，並且急遽激化，內部成員竟開始互相虐殺，使得社會／學生運動成為社會案件；而到了1972年的淺間山莊事件[3] ，更宣告左翼勢力之聲望與地位的一落千丈。
對社會大眾而言，這些滿嘴革命口號的左翼學生與進步知識份子，實際作為卻是如此殘暴，與其理想背道而馳——而這種知識份子（以及作為知識份子預備軍的大學生）的破滅形象，或許也就反映在手塚治虫的那篇漫畫中吧。
同時，七〇年代後半至八〇年代，日本完成工業化，經濟進入高度成長期，也逐步邁入消費社會。而且這段時間裡，日本的大學，特別是私立大學的人文社會科系大幅增加，許多原先曾參與左翼相關運動的青年學生，在此時也都獲得教職、進入學院。
由於這些外在環境因素的轉變，原先由馬克思主義主導的日本思想也進入整頓期，並且，因為法國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以及文化人類學、精神分析、文藝理論等思潮的重要著作開始被大量翻譯進日本，故整體思想的趨勢開始轉由後現代主義思潮所主導。
在這段時期中值得一提的兩位人物，皆在七〇年代尾端出版著作鋪陳了這一思想趨勢的轉變，且至今仍然活躍。
其一是以文藝評論家身份出道、亦曾參與新左翼運動的柄谷行人（1941-）。在淺間山莊事件結束、新左翼運動沈寂以後沒過多久，當時仍正值青壯年的柄谷便開始以索緒爾語言學的角度重新詮釋《資本論》，也開始將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從教條的地位解放，進入以後結構主義為核心的日本現當代思想論述中。而另一位，則是集法國文學研究者、文藝評論者、日後東京大學校長等身份於一身的蓮實重彥（1936-），他也出版了專著引介傅柯、德希達、德勒茲等法國思想家，給日本思想界帶來想法上的衝擊。
不過最具標誌性的轉變，當屬1983年，當時才27歲的淺田彰（1957）出版《構造與力》一書。此書同樣以法國思想家們的理論——包含巴塔耶、拉岡、李維史陀、德希達、克莉絲蒂娃、德勒茲與瓜達里等人——為主軸，藉由敘述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彼此的侷限與開創，描繪出世界知識生產最前沿的面貌，也倡導一種對現實與知識若即若離的打游擊姿態（換成淺田的用語是：「シラケつつノリ、ノリつつシラケる」），提示了當代人該如何自處。
持平來看，以其內容而言，《構造與力》較少原創的部分，純粹是深入且詳盡的介紹，雖然對一般讀者而言可能還是有些難度。但它的重要性在於其傳播與影響：或許是內容擊中當時的社會氛圍與需求，也或許是淺田的行文方式擊中了那些出生在消費社會的青年大學生的感性結構，這本生硬的學院取向書籍，竟大賣十幾萬冊，一時之間洛陽紙貴，而這種操持最抽象理論話語、以歐陸尖端思潮來分析日本自身的行為也在大學生之間蔚為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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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極一時的《構造與力》，媒體稱之為新學院派的開端。圖片取自網路。 |
這本書的暢銷，除了造成淺田彰本人的活躍之外，還有幾個結果：第一，是確立了日本「現代思想」的基本輪廓：其以法國後現代思潮為核心，以八〇年代日本社會與經濟狀況為背景，去思索人如何在這種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環境底下生存，或者是人在這種環境底下有了怎樣的心理轉變。
第二，則是確立一種跨學院——一方面是「跨越」學院中的不同領域，另一方面也是「跨出」學院的圍籬進入社會——的風氣，促進思想家與研究者們探討當下社會現象，甚至更積極地與各種報章雜誌與電視媒體、文藝創作、年輕人次文化乃至庶民廣告結合，重視展演性。
而這種知識的「流行」現象，甚至被媒體稱為「新學院派（ニュー．アカデミズム，或簡稱ニューアカ）」，其代表者大多以東京大學駒場教養學部以及雜誌《現代思想》為據點活動。而除了淺田彰與前述柄谷行人、蓮實重彥之外，文化人類學家山口昌男、經濟人類學家栗本慎一郎、中澤新一等人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學院派後續：左轉與其傳人
新學院派成為流行之後，也進入學院內部嚴肅的知識生產體制中，然而卻也慢慢失去活力。另一方面，就外在的環境因素，九〇年代的日本正面臨泡沫經濟崩壞，消費社會衰退，年輕人對人生徬徨不安，故也難再相信過去八〇年代後現代思潮所倡導的、從既有價值觀中解放的思考方向；再加上冷戰結束、左翼的政治防線潰堤，換來的是資本主義無限制的全球擴張，這也引起知識份子們的擔憂。
除此之外，先前風行一時的法國理論家們逐漸年長甚或相繼過世，而世界的學術關心也逐漸從法國的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轉為英美分析哲學、科學哲學，以及對各種歷史的轉型正義、責任論。如德希達研究者高橋哲哉（1956-）、加藤典洋（1948-），在此時也開始思考日本戰後的責任。
而上述這這種種因素加起來，使得新學院派及其所代表的思想，逐漸在九〇年代末期失去魅力；而過去曾是後現代思潮據點的雜誌《現代思想》，立場也開始向左轉，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對抗，最明顯的即為柄谷行人（如其組織NAM [4] ）。
在新學院派衰退的情況下，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前一波後現代思潮、並開創出獨創議題者，可舉東浩紀（1971-）為例。東浩紀還是學生時，就受到柄谷行人、蓮實重彥等人之注意，而後他出版第一本著作《存在論的，郵遞的》，更被譽為年輕版的淺田彰。
此書主要在創造性地解讀德希達的解構理論，以「郵遞poste」與後現代的「後post-」之諧音為發想，描述生活在後現代情境的當代人，就好像是一份誤遞的信件，在傳送訊息的過程中逐漸偏離原初，意義不斷產生差異與延宕，因而對自己存在的狀況，都有一種漂泊無定所的「郵遞的不安」。
不過東浩紀更為人注目的著作，應該是日後援引歐陸思想家來討論宅男及動漫文化（或者該說是藉由次文化題材來偷渡／炫耀歐陸思想的知識？）的《動物化的後現代》 ，以及試圖建構輕小說文學理論的《遊戲性寫實主義的誕生：動物化的後現代２》。此二書在臺灣皆已有中譯，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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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浩紀。圖片取自網路。 |
到這裡，可將上述稍做整理：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戰前被壓抑的共產黨與馬克思主義思想重新流行，形成日本知識界與思想界的話語權由左翼所領導的局面，但其後，丸山真男對天皇制與日本歷史的反省，替日本的戰後思想奠定了基調，也確立了現代理性公民社會的價值取向。
進入六〇年代末期，隨著社會運動溫和路線的失敗，丸山所確立的方向遭到批判，新左翼理論家如吉本隆明開始思索「大眾」的實體，或如廣松涉開始從新的角度切入馬克思主義思想，也替日後流行的後現代思潮鋪好了路。
到了八〇年代，在大量引進法國思想家著作之後，由淺田彰《構造與力》一書標誌了明確的轉向，日本開始由左翼反省為主的「戰後思想」步入後現代引領的「現代思想」，倡導單一價值的解放，也形成新學院派的流行現象。
而這流行一直持續至世紀末，由於外在條件的轉變，現代思想也開始向左轉，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對抗。
從「現代思想」到「哲學」：近期的三本著作
兩千年以後至今的情形，或許仍需等待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有更為客觀的整理與定論。不過，從這些年的情況看來，過去由「現代思想」所承載的任務，似乎逐漸由學院內的哲學研究來接手。
在過去，學院內的哲學研究大多專注在較為抽象的知識領域，且與媒體或者社會評論保有距離；然而近年，哲學研究對現實的關懷逐漸增強，除了前述高橋哲哉等觸及戰後責任（還有他近年的《犧牲的體系》）等課題，其在應用倫理學、生命倫理學也有顯著進展。一般市面上，相較於「現代思想」的退潮，愈來愈可見得以的是「哲學」為名之書籍。
例如前述的東浩紀，今年亦出版新作《觀光客的哲學》，出版後並成為暢銷書。據東浩紀自稱，此書可謂其過去著作之集大成，而其重視的概念即為「觀光客」。
在其上一本小書《弱連結》（2014）中，東曾提出三種分類：屬於某個特定共同體的「村人」、不屬於任何共同體的「旅人」，以及屬於某個特定共同體、卻時常拜訪其他共同體的「觀光客」。東浩紀認為，「觀光客」這種不固定處於內部卻又不完全流放在外部的生活型態，才是能讓當代人活得更豐富的一種態度，故他在新書中特別將這一概念深化，試圖以「觀光客」概念來重新建構關於他者的哲學，並分析當下的時代。
「觀光」這個關鍵字，或許會讓某些關注日本網路言論者，想起東浩紀曾在三一一大地震之後，提出的「福島第一核電廠觀光地化計畫」。這一言論，在當時曾招致不少批評，甚至也有許多人開始檢視東浩紀過於商業化的種種作為（按：東浩紀在新學院派風潮掩息後，曾數次進入學院內任教，但最終卻離開體制，自行開設公司「言論（株式會社ゲンロン）」，以出版、經營沙龍與評論教學工作坊為業——或可堪稱今日網紅型知識經濟之先行者吧）；不過，在此書中，東浩紀詳加說明了「觀光」背後的哲學預設——而非商業目的——也透過引經據典的對話來將自己的思想體系構築得更為成熟。
而最近還有另一本類近的書籍，千葉雅也《學習的哲學》；此書以教導人如何「學習」為主題，同樣暢銷，甚至其宣傳還打上「東大、京大最多人閱讀的書籍」等字句。千葉雅也目前執教於立命館大學，過去曾留學巴黎第十大學、畢業於東京大學，而其博士論文研究主題則是德勒茲；這乍見是相當正統菁英的經歷與深奧的研究主題，但在2014年的時候他就曾以流行的推特（twitter）為主題寫作《用別的方式：推特哲學》，引起話題。
而這次的《學習的哲學》，則竟又偏向自我啟發的心靈成長類書籍，一部份探究「學習」的核心本質，另一部份則是給出實踐的步驟。然而也正因為作者的學問背景，使得其內容還能與一般的心靈成長書籍有所區隔，並適時與分析哲學連結，是其可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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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葉雅也。圖片取自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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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分功一郎《中動態的世界》。圖片取自網路 |
如今在學習語言時，基本上有「主動（態）」與「被動（態）」之對立，而這樣的文法對立，又可連結到意志與責任的概念：人必須為自己的自由意志所主動作出的選擇負責；相反地，若是在被動的情況下，所需肩負的責任就有所不同。
然而，國分功一郎在考察古希臘語的過程中發現，古代的印歐語系文法中，其動詞體系最初普遍存在的，並非主動（態）與被動（態）之對立，而是主動（態）與中動（態）（middle voice，或譯「關身語態」）之對立；然而在歷史的演變中，中動態發展出了被動態，隨後取代了中動態，才逐漸成為我們今日所熟悉的主動／被動之對立。
國分遂從這一點著手，仔細檢視古希臘哲學家著作的翻譯問題，以及後來歐陸哲學家如何解讀古希臘哲學，並重新理解德希達、海德格等人的著作，也更細緻地詮釋史賓諾莎的倫理學等，以考察我們今日對意志與責任之間的認知是如何形成的——據說，古希臘文中是沒有「責任」這個字的——而國分的研究成果，也再次反映日本應用倫理學於今日的發展。
尾聲與後記：一些「遺珠」
這篇文章的發想，原先來自於近期出版的幾種思想類書籍，也就是前一小節的部分。本來這只想寫成一個片斷的觀察，但我才發現臺灣似乎對日本戰後的思想演變普遍而言並不熟悉，或者是只有零星的認識，遂決定趁此機會來描繪這段脈絡。
然而，宥限於個人的學力與時間等因素，再加上臺灣目前對這個議題少有認識，所以在前述內容中只能提供初步輪廓，難以針對每個重要思想家或者其著作進行更細緻的解說，在各階段演變的描述上也難免疏漏。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遺珠」沒有提及，例如：在戰後批判近代主義、思考戰前亞洲主義的中國文學研究者竹內好（1910-1977）、關注大眾文化與生活史的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任職康乃爾大學也關注後殖民議題的日本思想史學者酒井直樹（1946-）、以辛辣以及策略性挑撥言論聞名的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1948-）、以媒介理論結合文化研究而開創新學術風氣的社會學者吉見俊哉（1957-），還有批判日本近代思想（甚至近年也對中國的帝國主義進行批判 ）的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1933-）等等。
這些「遺珠」所關注的議題，或許與臺灣更有關聯；但礙於現實限制，我這篇小文的上述脈絡只提供了最簡單的主幹，再加上這些人的著作，或許臺灣已有少數翻譯，而對他們也有了些零星的認識，種種考量之下，只好暫時捨棄。此外，上述這些思想圈的人物身處在文化界內，也時常與藝文圈有所互動，而許多文學作品中也時常有與時下思想對話的部分；然而這部分也因為太過廣泛而割捨。
文末特別加註這一段，是承認撰寫本文時拋磚引玉的心情。希望未來有識者與有志者，能在這小小的基礎上加以補充甚至訂正，逐漸補足臺灣對這一塊的整體認識。
[1]
即「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二戰結束的1945年至1952年之間，美國以戰勝國之姿佔領日本，透過日本國政府進行實質的間接統治。
[2]
即ultra-nationalism，即帶有法西斯與集體主義色彩的極端民族主義。
[3]
在全共鬥之後，誕生了一支持武裝革命的極左派恐怖團體「連合赤軍」。他們犯下多起襲擊與搶劫案件，也藏有槍砲彈藥，因而受到警方通緝。1972年，受到追捕的連合赤軍成員們最後逃到長野縣的淺間山莊，並挾持山莊管理員的妻子作為人質，成為重大社會案件，引發日本全國上下極高度關注，當時新聞轉播警方攻堅過程，收視率高達90%。這起事件之後，社會大眾對「左翼」與各種社會運動的觀感轉為極負面，影響深遠。
[4]
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柄谷行人於2000年提倡而組成的運動團體，試圖對抗資本與國家。但已於2003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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