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同志 ──《孽子》之後，公園之外（聯文201401）

按：有段時間的文章了，甚至在三一八之前。因應《聯合文學》改版與「白先勇孽子專題」而寫。但文內情況如今似乎仍然未有顯著改變，頗有感慨，故重新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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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孽子》裡，新公園池子中那些鮮紅的睡蓮是令資深同志懷念的過往；而對現在大約二十五歲以下的臺北男同性戀來說，可能連新公園本身都快要成為遙遠的傳說。

    

時代從未停下腳步，隨著空間變遷與科技發展，小說裡描繪七○年代公園裡那種熱絡交友結黨與情慾流動的景象早已沒落，取而代之則是更多同志酒吧夜店三溫暖等消費空間興起，其或隱身於巷弄地底幽蔽處，或已可大剌剌坐落在如露天開敞的西門紅樓，或者，也根本毋須什麼特定空間了，只消手機app一開，方圓幾里內誰是同路人立刻一覽無遺。過去，同志需要的是一個特定的呼吸空間，讓平時不能現身的壓抑在此紓解，兼能夠與同類彼此親身實地接觸；現在，現身壓力變小，加上科技產品強力網羅，同志遂似乎可以安身於城市各個角落的實際空間甚至虛擬空間。換言之，從前，好像只有在那裡才看得見同志，如今，在哪裡都可以看得見同志──更別提同志大遊行已舉辦十一屆之有，這是每年最能夠看見同志的日子了。於是，懷舊傷逝者不免感嘆一個具象王國的消散，然也有樂觀積極者視之為抽象王國的領土擴張，此亦無妨。

可值得追問的是，看得見同志，或者同志被看見，然後呢？

老實說，「看得見」或「被看見」未嘗不是一件尷尬的事。對廣大的、終於看見了的異性戀而言，這「看得見」不免被自認為寬容或恩惠，一種進步的象徵，一種「我們支持你」的溫情表達；對被看見了的同志族群而言，這種情況相對於過去，也多多少少被當成一種安全或安穩的表象，一種舒適的姿態，一種放下基進立場的理由，一種用不著衝鋒陷陣的證明。幸也不幸，相對於過往，這確實是個稍稍適於生存的年代，卻也是個一不小心就止步於此的年代。沒有迫切的危機，沒有明確的敵人，真正的平權像是掛在驢子眼前的胡蘿蔔，看得到，卻仍只能垂涎。這也是個太容易退縮的年代，多了上述那些更繽紛的同志空間，也等於多了更多條的退路，性或娛樂已不再只是壓力的緩解或緊張生活的喘息，早就堪於放縱，堪於耽溺。「看得見」／「被看見」的尷尬在於，世界確實已經往前踏出一步，但失去了孤注一擲的決心踏出下一步。是故，近來隨著同志婚姻、多元成家等相關議題的推動，基督教反對勢力甚至可以藉著「我尊重同志」的起手式，身穿納粹裝或cosplay３Ｋ黨遊行於街頭，力擋「靈的轉移」；但或許不幸也幸，這同時使得這些年來學會了包裝的歧視終於再度大量浮上檯面，重新證明了「同志仍須努力」的必要。

　　

但事情有更複雜的一面：看得見的同志，不等於全部的同志；這是說，同志之中還有一大群，很可能仍是日常中「看不見」的。敏感者應早就察覺，前幾個段落裡所描述的，雖然便宜行事，逕以「同志」或「同性戀」指稱，但其實這些絕大多數仍限於「男同志」，甚至只是「主流」「男」「同志」的情況。還有許多同樣屬於「同志」、同樣是「LGBTQIA」陣線的族群，各自面臨著不同的困難。甚至還有一群人，他們身上除了「同志」這個性少數的標籤之外，還有更多其他的弱勢標籤，諸如「身心障礙」、「用藥」、「性病或HIV感染者」、「貧窮」、「老年」云云。社會給「同志」開了一扇窗，並不等於也為這些族群開了窗，看不見的，依舊仍然確確實實存在著。朋友的朋友，Ｋ老師，放假時是紅樓一枝花，可紅樓有多少人能聽見計程車司機大哥在夜暗公園廁所無望之心？與此同時，腦麻同志小Ｎ在廁所外，一圈又一圈，賣著賣得出去的口香糖與賣不出去的身體。又或許僅是日常裡，也不乏像HIV+的Ｄ那種見到捐血車都會莫名感到負疚的、細瑣卻真實的疼痛，或者就連齲齒也不敢就醫的窘迫。這些處境，即便同樣站在弱勢的陣線，但沒有經歷過仍是難以想像的。

不說別的，光是「女同志」這樣一個可能與男同志數量相當的族群，就有極大部分仍是「看不見」的，或者毋寧說，她們「不慣於讓人看見」。女同志並未在城市中佔領像新公園這樣開放空間的據點，同志友善的消費空間如某些咖啡廳等，也少見女同志蹤影，甚至，女同志不若男同志般擁有如溫泉、泳池或三溫暖等眾多情慾空間（臺灣有女性三溫暖，卻未成為女同志專屬），手機app交友亦極不普遍。或者現在所謂的「同志文學」，男同志題材在數量上約略勝過女同志題材，又男作家、女作家都寫男同志，但鮮見男作家處理女同志題材，如此不難看出男同志在其中又佔了更多矚目、獲得頗大優勢。這並不是說只能有一種同志文化模式，也並不是說女同志非得如男同志一般強調「性／慾」的部分，而當然，這樣較為隱閉、內向、私密的結果，也與女同志社群本身的屬性有極大關係；但是，在這種不同的情況當中，應該要被注意的是「性別」所產生的影響。這不一定是個那麼絕對的弱勢標籤，但這必定會造成差異、造成在社會中所面臨的不同困境，甚至，這某方面也牽涉到了父權體制與價值觀的問題。也因此，所謂的同志運動策略、同志處境，實都難以一概而論，亦非這篇小文短短的篇幅所能處理殆盡。

總歸來說，在《孽子》之後，到現在，同志處境確實是大大改變──但我很難稱這是種改「善」；更周全的說法應該是：要認知到每個時代都還有每個時代的問題與困境等待解決，而每個族群在同一個時間橫斷面上也可能面臨不同挑戰，此中駁雜必須時時刻刻在心。邊緣相對於中心是弱勢，卻也有相對於邊緣的更邊緣之弱勢，社會已經看見了同志族群的輪廓，但若止步於此便僅是自滿；而主流同志被看見，更該要學會回頭，看見那些還站在遙遠處、更邊緣的族群。就像是新公園池裡那些曾經的紅色睡蓮，那些站在彼處，立足點危脆的身影，其實無時無刻不提醒著：那不過就是我們不久以前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