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的樹如是兀立在冬日

　　紀錄，按下 power 鍵，按下 open 鍵，打開光碟蓋。我最喜歡在蓋子打開以後盯著光碟還在旋轉，轉到最後緩緩停下的景象。雖然阿文每次都會急著用手壓在旋轉著的光碟上強制停止旋轉，然後換上另一片，但如果換光碟的時候他剛好離開房間，我就會那樣什麼也不做地靜靜地等待它停下來。本來因為旋轉而糊得看不清楚的圖樣會漸漸清晰，本來就沒有圖樣的光碟會看起來更清透閃亮，像是在旋轉的過程裡把所有微小的多餘的東西都給甩掉了一樣。不知道，我只是覺得自己好像需要多一點時間才能變換心情，從原本的世界裡抽離出來，進入下一個。這種時候如果阿文又剛好回來，通常他會拿起搖桿，什麼也不說（雖然他的表情看起來有點不開心）地猛按圈圈鍵。他總是嫌遊戲的開機畫面很多、很久、很煩；如果可以，他根本就希望能夠按個鈕馬上進入魔王關；事實上他的記憶卡裡面儲存的也通通都是打魔王關前的紀錄點。不像我。讓我玩的話，在每個可以存檔的時候我一定都會重新存一筆，雖然這樣在每次開始遊戲的時候會有點麻煩，常常猶豫該從哪個地方開始才好，但好處是想回頭修改進度或者多拿一些道具或者單純想溫習劇情的時候，都比較方便。  　　 　　有一次我問阿文：「如果你只想打魔王，那為什麼還要玩電動？」  　　 　　「傻瓜，」他仍舊盯著電視，根本不朝我看一眼，「不是想要打魔王，是想要打『贏』魔王。前面所有關卡都只是為了打出後面這個結局，結局才是重點。」 　　 　　「我不懂，」我說，阿文這個時候才對我拋來一個他更加不懂的眼神。「我是說，關卡都是固定的，劇情也是固定的，魔王關和結局也是這些固定劇情的其中一個，只是它們被安排在最後而已。」我說，「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結局比較重要。被放在最後的就一定最重要嗎？」 　　 　　阿文沒有回答我，繼續打他的電動。那個時候我們玩的是《洛克人 X4 》，他打這隻長相噁心（還會冒出很多顆長得不一樣的頭）的最終頭目好多次了，不管是選洛克人還是選傑洛，他都已經熟練到可以毫髮無傷破關的地步。破關後，我等著看結尾的動畫，但阿文立刻就按下 power 鍵，把它切斷。 　　 　　「喂，幹麼？我想看結尾動畫。」我說。 　　 　　「如果結局沒有比較重要，那不看也無所謂吧。」他說，還補上一句，「你想...

按：有段時間的文章了，甚至在三一八之前。因應《聯合文學》改版與「白先勇孽子專題」而寫。但文內情況如今似乎仍然未有顯著改變，頗有感慨，故重新貼出。 ＊＊＊ 　　在《孽子》裡，新公園池子中那些鮮紅的睡蓮是令資深同志懷念的過往；而對現在大約二十五歲以下的臺北男同性戀來說，可能連新公園本身都快要成為遙遠的傳說。      時代從未停下腳步，隨著空間變遷與科技發展，小說裡描繪七○年代公園裡那種熱絡交友結黨與情慾流動的景象早已沒落，取而代之則是更多同志酒吧夜店三溫暖等消費空間興起，其或隱身於巷弄地底幽蔽處，或已可大剌剌坐落在如露天開敞的西門紅樓，或者，也根本毋須什麼特定空間了，只消手機app一開，方圓幾里內誰是同路人立刻一覽無遺。過去，同志需要的是一個特定的呼吸空間，讓平時不能現身的壓抑在此紓解，兼能夠與同類彼此親身實地接觸；現在，現身壓力變小，加上科技產品強力網羅，同志遂似乎可以安身於城市各個角落的實際空間甚至虛擬空間。換言之，從前，好像只有在那裡才看得見同志，如今，在哪裡都可以看得見同志──更別提同志大遊行已舉辦十一屆之有，這是每年最能夠看見同志的日子了。於是，懷舊傷逝者不免感嘆一個具象王國的消散，然也有樂觀積極者視之為抽象王國的領土擴張，此亦無妨。 可值得追問的是，看得見同志，或者同志被看見，然後呢？ 老實說，「看得見」或「被看見」未嘗不是一件尷尬的事。對廣大的、終於看見了的異性戀而言，這「看得見」不免被自認為寬容或恩惠，一種進步的象徵，一種「我們支持你」的溫情表達；對被看見了的同志族群而言，這種情況相對於過去，也多多少少被當成一種安全或安穩的表象，一種舒適的姿態，一種放下基進立場的理由，一種用不著衝鋒陷陣的證明。幸也不幸，相對於過往，這確實是個稍稍適於生存的年代，卻也是個一不小心就止步於此的年代。沒有迫切的危機，沒有明確的敵人，真正的平權像是掛在驢子眼前的胡蘿蔔，看得到，卻仍只能垂涎 。這也是個太容易退縮的年代，多了上述那些更繽紛的同志空間，也等於多了更多條的退路，性或娛樂已不再只是壓力的緩解或緊張生活的喘息，早就堪於放縱，堪於耽溺。「看得見」／「被看見」的尷尬在於，世界確實已經往前踏出一步，但失去了孤注一擲的決心踏出下一步。是故，近來隨著同志婚姻、多元成家等相關議題的推動，基督...

小記一場意外的相會 　　去年臺北詩歌節，我意外受託擔任隨行地陪，負責接待日本詩人野村喜和夫。但說來慚愧，在那之前，我對日本現代詩的認識頗為零星，也不熟悉日本詩壇近況。所以接下工作後，為此特地做了一番功課，也盡可能蒐羅野村喜和夫的作品研讀，才稍稍識得這位當前十分活躍於日本現代詩界的重要詩人。野村的詩作產量豐，語言輕盈幽默卻具力道，形式亦勇於突破，除此之外，他還擅長評論，尤其是看他分析蘭波（ Arthur Rimbaud ）的《地獄一季》並從中提煉出詩學論述，更是精彩透徹。 　　 　　也因為認知到了他的地位，實際接待時格外緊張，深怕失禮。然而初見面時，與詩作那種靈活的形象相反，野村本人以及同行的太太，兩位反倒十分木訥拘謹，亦無大師架子，相當客氣。後來發覺，木訥可能只是害羞，因為晚宴時一旦聊及文學、聊及詩，野村遂又變得健談。特別是，野村與楊澤對談時我居中擔任口譯，而聽兩人從日本詩聊到美國詩、法國詩，談及各國詩人、詩作與詩史，其精彩熱絡，視野之廣，使我一度彷彿翻譯至附魔狀態，全身被一股莫名能量所充滿，比喝醉更迷幻，至今難忘。  　　 　　 與傳統搏鬥的詩學  　　 　　在日本文學的脈絡中，「詩」是極特殊的文類。在現代化以前，日語中的「詩」專指漢詩，即五七言律詩絕句；現代化以後，「詩」則開始有更複雜的演變，嚴謹的討論上也有多種稱呼與概念區分，有依時代而分的「近代詩」、「現代詩」（按：亦有不依歷史斷代而從表現手法來區分的看法），有依語體而分的「文語詩」、「口語詩」等等，且各家體系不一，是故，用了什麼樣的稱呼，多少就反映了發話者的詩學體系。野村喜和夫似乎偏好稱「自由詩」，強調現代詩之「自由」，以抵抗傳統之「定型」。 　　 　　一般人往往視文學史為連續體，因而常將日本詩之發展上接和歌、俳句之流變，或者常言「俳句乃最短之詩型」。但是，在承接了田村隆一、吉增剛造一脈的野村喜和夫那裡，現代詩／自由詩就是源於現代化以後，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必須要時時刻刻與日本自身的文學傳統，以及從古代就深深影響日本的中國文學傳統搏鬥；換言之，現代詩之所以成立，就是建立在與過往所有傳統——包含漢詩、和歌、俳句——的斷絕之上。堅持俳句不是詩，詩才有可能。 　　 　　就像野村在賞析蘭波之詩時提...

 　　 　　人們大多知道，日本寺廟古蹟最多的地方，當屬奈良京都一帶；但人們大多不知道，日本文學館最多的地方，就在東京。光是東京都內的文學館，或是文學藝術相關紀念館、圖書館等，大大小小加起來，總共就有八九十間，另外，還有許多作家之墓與舊居跡，不勝枚舉。換言之，東京可謂是一座文學館之城。這些文學館，有綜合性質的，也有紀念作家個人的，從古典到現代，不一而足。而且。其大多離熱鬧市街或是車站不遠，或甚至有些就直接座落在商業高樓大廈裡或都市住宅區內，觀光客在吃喝玩樂、悠遊都內大街小巷的時候，可能就已不經意路過了某位文學大家的文學館。  　　　　 追尋現代與自由之魂：森鷗外紀念館 　　 　　森鷗外紀念館就位於文京區千駄木，正好在著名景點「谷根千」（谷中、根津、千駄木）區域內。從千駄木車站一號出口出來後，從團子坂下爬至團子坂上，過紅綠燈後再走幾步路，看到左手邊一棟灰白色的建築，便抵達了目的地。此館是由森鷗外晚年舊居「觀潮樓」改建而成，建築外的小庭園仍維持明治以來的樣貌，建築體則於二○一二年大肆改建，成為清水混凝土建築，而建築的外壁貼上磚瓦後加以削磨，試圖營造出森鷗外留學德國時，當地街道的氣氛。 　　 　　紀念館金屬灰的自動門極大極氣派，門開的那一剎那，展現了強烈的德國現代工藝風格，也讓人不禁將之聯想到森鷗外的形象與性格；步入大廳後，則會訝異於建築內的空間竟然如此寬敞。館內一樓除接待購票櫃臺與販賣相關文物書籍的紀念商店之外，後頭還有能欣賞庭園的咖啡廳。展示聽則在地下一樓，若抓準時間，還能參加專人導覽；至於紀念館二樓，則有不時舉辦各種活動的講座室，以及藏有鷗外著作與研究資料的圖書室，對相關研究者來說提供了十分完備的研究資源。若選擇獨自參訪，購票後，遂步下幽深的階梯，彷彿一步步踏進那神秘的作家之心；甬道前方，展示的內容，則包含了作家生平，相片，小說、雜文與短歌等作品手稿，雜誌等文學活動紀錄，以及與其他文學者的書信往來等等，展示動線最後還有影片放映室，整體而言是以各種不同媒材讓人更加理解森鷗外這位明治時期的大文豪——或許，在參觀以前，只知道他的小說如《舞姬》，只知道他曾留學德國，以及曾擔任陸軍軍醫等等，這些片段，似乎帶有了些軍國色彩；然而，參觀以後，才真正能體會他的文學活動多麼多元，包含晚年的歷史小說、翻譯、戲曲與詩歌，才會知道原來他也曾這樣強烈主張：「國家若...

初夏午後，東區咖啡廳，法律人林聰賢與文學人郭強生圍繞著卡夫卡的《審判》展開了對談。在文學與法律之間，在荒謬與嚴肅之間，在小說與現實之間，兩人的話語觸及了某種人類生命的真理，那如迷霧般逃不出的命運。然而，在面對命運的惶惑中，兩人又各自在法律與文學裡，發掘了希望的一瞬之光。 　　  　　 林聰賢（以下簡稱「林」）：  　　 我必須先老實說，其實在台灣所謂的「法律文學」的發展還停留在相當淺薄的層次。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拿小說的情節來討論法律，像是有人拿《水滸傳》來討論組織犯罪的法律，用《簡愛》來討論財產繼承、家暴問題；另一種把小說當作社會實況的描述，考察背後制度等等，但卻沒考慮到小說的寫實性和社會科學的嚴謹程度是有落差的。這兩種好像都是法律去「性侵」了文學。其實我覺得法律和文學關注的都是人，只是觀察、表達的方式不同，像法律比較是用常識、理性、一元的角度在看事情，而文學則是多元的。我想文學和法律都有一些比較深層的部分，而法律文學就應該要去挖掘文學比較深層的部分，然後回來反省我們念法律的人是怎樣看待正義、制度的。不該用法律的觀點解讀文學，應該是用文學去改變念法律的人的想法。  　　 郭強生（以下簡稱「郭」）：  　　 確實，感覺法律和文學在台灣好像並沒有真正產生關連。我想到美國一位當代作家，史考特．杜羅（Scott Turow），他寫過一些法律小說像是《無罪的罪人》（Presumed Innocent），可是他現在的地位已經慢慢在脫離所謂Legal thriller這種類型作家。其實他本身就當過檢察官、律師，後來就有訪問問他為什麼會轉來寫小說，我認為他的回答很好，他說：「一個好的律師或檢察官，在法庭上都要陳述一個完整的人性的故事。」這就可以回應剛剛林律師說的，法庭上也不能只是看到片斷的法條，而是要去看到事件中的每個人正在發生什麼事、這些人的心理遭遇了什麼，然後還要把這些變成一個他人可以瞭解、有切入角度的陳述。這種在法庭上陳述事件的方式其實和寫小說是很像的，或者說，根本是以小說瞭解人的方式在陳述。但我想台灣有這種概念的檢察官或律師或許不多？  　　 林：  　　 法律有個很奇怪的地方是，我們當然都希望法官能夠把故事的全貌給查出來，但是不管在哪個國家都一樣，現實上都是案子那麼多，但是人手那...

　　說到林佑軒，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他真的太自戀了，我簡直要喚他納瑟西斯。 　 　　 　　明明他給我的第一印象不是這樣的——那時我剛上大學，結交了幾個在文學方面頗活躍的朋友，和他們聊天時，常常有意無意就被問：「你認識林佑軒吧？得很多獎，寫得很好」，好像我早該認識他似的，而一旦回答不認識，又總是被回以驚訝語氣表情，附贈一句：「下次一定介紹你們認識」，卻總是沒有下次。 　　 　　二○○九年，那時辦了個兩岸青年文學交流營，對我們這些被標上七年級的創作者來說可算是一件決定性的大事：它讓我們這些七年級齊聚一堂，面對面相處，交流，真正產生一種共同的情誼——這講下去要岔題了。重點是，在那個營隊，我終於憑著名牌認出了林佑軒，不禁吃了一驚——原來這麼湊巧我們前一年就同修大學某堂課，早打過照面了，實在有緣。不過那時，我還沒認識到他的自戀，只覺得他個性三三八八的，愛找人拍照。 　　 　　隔年暑假，我規劃出國去日本玩，到後來卻臨時缺一個旅伴，最後歪打正著問到林佑軒，他爽快答應，我卻沒想到這是一場另類「災難」。從坐飛機開始，他就自拍，落地，自拍，搭電車，自拍，走在人行道上，自拍，到飯店，自拍。原先還以為是難得出國的紀念心態作祟，後來晚餐時偷偷翻看他相機，噫，一個地方，一張臉，可以有至少十個角度，二十個表情，認真的景點還沒逛到一個，照片已有上百張；那更不用說後來安排的景點行程，被他的自拍耽擱得多嚴重。五日旅程下來，林佑軒在我心中的形象，早就跟文學無半點關係。縱使幾個月後，他那名震天下的〈女兒命〉得獎，還是挽不回半點形象。——這當然是戲語。 　　 　　記得林佑軒的自戀，也跟他的小說有關。翻開《崩麗絲味》，那種花枝招展的文字、伶牙俐嘴的行文、嬉笑怒罵的修辭，看第一眼你就要被攫獲，看第二眼你就會笑死，不然就是氣死，因為典雅的被他歪成下賤的，但他又下賤得好典雅，你說這到底該譴責，該羨慕，還是該嫉妒？在他的小說世界裡，妒恨最真，醜惡即善，畸零就是美，至於現實世界裡享有無上權力的那些正典，則統統成了道貌岸然的小丑，只能連滾帶爬地離開舞台中央，把舞台的聚光燈留給他與他的同志族類。想想，要是沒有那麼點自戀的厚臉皮，哪有能耐把字詞把玩成這副德性？哪有自信顛倒現實，讓原先待在暗處的人都向光，都插上孔雀羽毛，華麗開屏呢？這根本是自戀的全面勝利，更是自戀達到的詩學正義，社會正義。 ...

　　朱宥勳不是天才型的創作者。  　　 　　這絕對是稱讚。 　　 　　話要從頭說起。十幾年前，高中時，我加入了建中青年社，學著編輯校刊。宥勳是大我一屆的學長，正好是當期校刊主編，也因此他比眾學長更忙，與學弟接觸的機會也相對較少，只有幾次聽他講社課。現在對那時不復記憶了，印象裡只剩一個「穩」字：穩當，穩重，台風穩，口條穩，內容穩。後來，在《建中文選》這本收錄建中紅樓文學獎得獎作品的集子裡，讀到宥勳的小說，同樣也覺得，好穩；只是，對比其他不按牌理出牌的作品，不免覺得宥勳的小說，就是太「穩」了，不張揚，不炫目，不驚艷。對尚年輕、容易被新奇之物迷惑的我而言，那小說再怎麼好，總好像還是缺乏了那麼一點點吸引力。 　　 　　這似乎是某些初志於文學之人的常態——專戀某些奇門遁甲，有些小眾、有些偏門，但彷彿只有那種作品才迷人、才叫做有才華，才會讓人大嘆「天才」。或許，當我們說「天才」時，真的就是這種意思吧——出其不意，逸脫常軌，卻又讓人覺得合情合理。 　　 　　兩個學期之後，換成我當校刊主編，與宥勳的認識也漸深，也會開始交換簡單的文學意見和資訊，尤其是一同討論那些在網路上或其他學校的文學「天才」，記得我們常常聊，哪裡的誰誰誰好像寫得不錯、誰誰誰又感覺很有天份；或者，是一起感嘆哪些人明明好有才華，但是卻總是不容易得到文學獎的青睞。到最後，宥勳還在我編輯的那期刊物上規劃了一個專題，介紹其時幾位在網路詩論壇上活躍的同齡詩人。我想，宥勳對天才型創作者的追求和珍惜，與我並沒什麼不同吧。 　　 　　而這些年過去了，宥勳已經穩穩地走上文學之路了，只是，現在再回頭看，好多那些曾經被我們當成天才的，身影卻稀薄了。 　　 　　要到後來，我才瞭解到，天才，其實是年輕的特權，是在大多數人都還懵懵懂懂摸索著學習著規範時，就表現得超越規範，無論那是否只是偶然。甚至，被認定為天才之後，因為那份獨一無二，他卻也只能擁有個人的舞台，聚光燈強烈照射著，一舉一動都被放大，沒有突破就是退步，那是極大的壓力，會在年輕人還沒有學會把天才從偶然鍛鍊成常態之前，就壓垮他。換句話說，真正有能量的天才很少，有天才潛力的人卻很多；而眾人無條件的歌頌，則又把大部分的天才潛力給摧毀。至於有天才潛力，又同時...